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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视觉中国

近来，中美关系出现一些积极迹象。在孟晚舟归国后，10月6日中美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了高级别面对面会晤。对于持续六个小时的会晤，双方都表示将保持经常性对话沟通。10月9日，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举行视频通话。中美双方在介绍这两场互动时都提到“是建设性和坦诚的”。

在同一时期，也有加剧中美关系紧绷状态的消息传出。例如美军特种部队成员偷偷在台湾训练台军人员，以及美国中情局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声称专门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积极面和消极面同时存在，我们该如何看待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新苗头”？

首先，贸易战若能部分“休战”，客观上可对中美关系产生正向作用。戴琪在此前阐述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概要时，明确表示可能会撤销一些商品的关税，同时不要“脱钩”而要“再挂钩”。美国为何会出现贸易政策调整呢？美方对此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评估，现在得出了一个结论：贸易战打起来不仅没有给美国带来好处，反而使美国遭受了巨大损失。另外，在美国发起贸易战期间，中美贸易也并没有减少，反而逆势上升。美由于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约3200亿美元。美国有45%和33%的受访者分别认为对华贸易战不利于美国经济和其家庭财政状况，认为有利者为31%和20%。美方真切意识到中美贸易对双方都是刚需，市场力量强大，难以阻断。

但要看到，美贸易政策即便回摆，也只是回归正常状态而已,拜登政府仍保持一定的理性。而美方基于利益的评估，“再挂钩”也就是一个正常的选择。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里有“缓兵之计”的成分，美国希望在一个时间段内减少对华贸易的所谓“过度依赖”，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尤其在目前疫情之下，美国经济面临诸多困境，华盛顿很难做到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所以只能继续保持目前这种状态。

其次，相互依存与权力争斗，这两大因素仍然复杂辩证地交织在一起发挥着作用。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尤其是一些相互对立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比如，美国把中国视为“最主要战略对手之一”。从权力争斗的角度看，美国一直在采取打压、削弱中国的政策。而在另一个方面，双方贸易的相互依存程度又非常之高，美国很难完全阻断与中国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采取了竞争与共存、对抗与合作的复合政策。但中方并不接受美方这一对华政策，不能想对抗的时候就对抗，想合作的时候就合作。所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使美国无法采取简单、单向的非黑即白的政策。

整体来看，贸易依存和权力争斗这两个美国决策中因素的存在，使极端恶性竞争（及军事冲突）的发生面临着无形之手的限制。在某个阶段，这两种因素谁更占上风，主要取决于美国经济是否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当前，美国国内通货膨胀、产业链中断、美股因“债务上限”连日下跌，必然需要寻求缓和危机的渠道和手段。而一旦美国经济上扬，尤其在经济结构上做出了调整，在供应链、产业链上找到替代方之后，权力政治因素又会占据主导地位。

另外，美国政府通常还会采取“双轨并进”的策略，一方面恢复对华接触，另一方面又会在南海、台湾等问题上制造事端，目的是在国内政治中对强硬的对华舆论氛围“有一个交代”。其本质是，美国仍然以竞争和对抗来界定中美关系。因此，中方在苏黎世会晤中强调，中国不接受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

第三，中美关系发展仍然道路曲折。虽然出现了看似缓和的迹象，但不能就此认为中美关系已重新走上健康的轨道。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波折，需要双方付出不懈努力。

笔者认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需有四个防止：其一，防止显性竞争变成隐性竞争。防止美国明面上缓和关系，暗中仍在采取恶劣的做法。历史上，美国惯用两手政策，一方面搞合作型施压，一方面搞军事威慑。所以，中方提出要有清单和底线，同时要有危机管控。

其二，防止国际制度层面的不当竞争。美国在国际制度层面经常采取多重做法。如另起炉灶，美国有意于拉“小圈子”搞新集团政治，实施排他的小范围新制度规则共享；或者在制度层面以美国为标准制定市场竞争规则，以不公平不合理的方式打压竞争对手。

其三，防止高科技竞争外溢到更多贸易领域。我们要理性地认清一个事实：美国对华科技打压不会因贸易政策的调整而改变，这个策略已经上升到美国的战略层面。而高科技竞争会波及诸多企业，也会对贸易关系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贸易挂钩是局部的、有限的，科技脱钩也是难以避免的。

其四，防止阶段性动荡冲击中长期共存。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给中美关系注入了大量“不确定性因素”，阶段性危机出现的频率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围绕美国国内政治出现的周期性波动也会时有发生，而这一切对美国所提出的“长期共存”也带来了变数。如何防止因阶段性危机的失控以及局部军事区域的战术性误操作，引发的战略性失控，是中美关系长期共存的严峻课题。

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找到新的磨合相处之道，然而也不要抱有过高的幻想，中美关系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复杂性。不能稍有缓和，就想当然地认为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也不能因为中美关系出现阶段性困境，就认为中美关系会就此一路下滑。中美要长期共存，不仅要避免极端的做法，更需要多做出互利共赢的努力。▲（王帆，作者是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

延伸阅读：

环球：中国决不可能按照美国的要求自废武功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星期六再次举行视频通话，之后中方发布的通报显示，双方谈了三个方面，包括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中美经贸协议的实施情况以及表达各自的核心关切等。

从中美元首通话到杨洁篪与沙利文苏黎世会晤，再到刘鹤与戴琪这次通话，中美关系呈现出了一定的缓和态势，拜登政府在通过磋商解决中美纠纷方面表现出某种积极性。

然而，在与刘鹤通话前，美方就表示这是一次“测试”，要看看这类接触“能否实现美方期待的效果”。另外在通话后的对外通报中，美方表示关切中方一些“伤害到美国劳工、农民与商界的国家导向、非市场政策”等。

美方的会谈姿态有所缓和，但总的立场仍是举着大棒要价，继续保持对中国的胁迫。

中美严重冲突发端于贸易领域，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开始向中国输美产品大幅加征关税，形成全面对华贸易战，之后两国冲突蔓延向科技、政治等更广泛的领域。前一届政府加征的高关税害人害己，广受美国商界和消费者的反对，拜登政府是否会在取消关税和将中国企业从实体清单中移除这两方面采取实际行动，是它是否真正有意缓和中美关系的试金石。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提出将重新启动美国公司寻求豁免关税的程序，现在不知道会有多少美国企业进口的中国商品能够因此豁免加征的关税，但这个计划显然是局限性的，非普惠的，因而远远不够。拜登政府继续将已经加征的关税当作筹码和大棒的态度相当明显，现在他们不断给中国的基本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贴“国家主导”“威权主义”等标签，宣称中国的“非市场做法”损害了美国的广泛利益，不肯放弃“改造”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企图。

说白了，美方就是想削弱中国经济独立形成的动力和竞争力，瓦解中国的经济主权，让中国经济单方面服务美国利益，打散了重新融入到由美国明确主导的供应链中。中国也不要搞什么高科技了，而应当让竞争力下沉，保持在低端领域，确保美国科技全面领先的长期安全。

然而贸易战打了三年半，不仅美国没有击垮中国经济，反而中国经济实力、开展国际贸易的能力都有了新的成长。而且经过这一战，加上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中国社会对美国是“纸老虎”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自信更强了。如今美方再坏的对华政策也失去了对中国人的威慑力。

中国决不可能按照美国的要求自废武功，我们能够也愿意做的是寻求中美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按照真正的国际规则而非华盛顿单方面定义的规则探索、构建中美接下来的互利共赢体系。中美都发展，都好，这是中国社会真诚愿意看到的，两个国家应当良性竞争，谁都不搞阴谋诡计，不搞针对对方的攻击和胁迫。

美方必须清楚，中国发展快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民总体上更加勤奋，这既包含有中国文化的基因，也有这个发展阶段自然发生的节奏效应。中国人都希望过更好的日子，政府有改善民生的强烈使命感，这些都转化成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动能，它们的释放方式也必然带有中国特点，想要从外部阻止、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是根本行不通的。

中国人也要看到，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按照地缘政治逻辑塑造的。他们在“关心中国人权”的同时，不肯接受中国人的集体富裕，从地缘政治角度拒绝中国的强大，这一态度根深蒂固。中美加强磋商固然十分重要，但美国本届政府和上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并无根本不同，美国当前的政治氛围也不会允许它的改变，我们对此需要保持清醒认识。

中国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让美方充分了解他们的强硬对华政策没有效果，只会对它自己造成长期的相对削弱，对解决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关切完全无益，那样的话他们才会考虑调整和松动。拜登政府当前的姿态缓和无疑就是前阶段中国一边斗争一边证明自己继续发展能力的结果。接下来这一成功的策略无疑需要继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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